自考中国古代文学史(一)考点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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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安诗歌
建安诗坛,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(196),下迄魏明帝太和六年(233),即汉末魏初时期的诗歌。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五言诗兴盛、七言诗奠基的阶段。此时期作家众多,诗作丰富,在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,并形成了被称为“建安风骨”的时代风格。
建安时代,连年战乱,经济萧条,人口剧减,民生凋敝。汉末的动乱现实一方面给建功立业提供了可能,激发士人们积极进取的强烈愿望,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浅、朝不虑夕,给士人带来岁月不居、人生无常的深沉叹息,因此形成慷慨任气,以悲凉为美的风尚。在思想方面,这时期由于儒学的传统地位发生动摇,士人从经学桎梏中解脱出来,发现了自我,重感情欲望,重个性表现。所以在文学方面一改汉代诗学是经学附庸的传统,而转向非功利的抒情。诗歌创作完全是抒一己之情怀,有强烈的主观色彩。叙事为浓烈抒情所掩盖,写景的目的也是为了抒情,写得感情浓烈,反映了社会的动乱残破,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。在形式上已达到五言诗的成熟境地,追求辞采华美但又不假雕饰,情之所至色彩缤纷。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是曹氏父子(曹操、曹丕、曹植)、建安七子(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应玚、刘桢)和女诗人蔡琰。而尤以曹操、曹植成就为最高。
曹操(155-220),字孟德,沛国谯(今安徽毫州市)人,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文学家。他出身子官高望低的宦官家庭,其父夏侯嵩为宦官曹腾养子,因改姓曹。曹操曾参预镇压黄巾,讨伐董卓,又与其他军阀逐鹿中原,后迎汉献帝都许(今河南许昌),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,逐一击败对手统一北方。
曹操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,他知道乱世用儒学不能及时奏效,所以用刑名法术之学。他精通音乐、书法、围棋,为人简易,不重威仪。史称他“好音乐,倡优在侧,常日以达夕。被服轻绡,身自佩小鞶囊,以盛手巾细物。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。每与人谈论,戏弄言诵,尽无所隐,及欢悦大笑,至以头没杯案中,肴膳皆沾污巾帻”(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>裴松之注引<曹瞒传》)。动乱板荡的时局,戎马倥偬的经历,统一天下的雄心,交织在他的诗歌中,形成了他古直悲凉、慷慨沉雄的艺术风格。而且以他挟天子令诸侯的地位,爱好提倡诗歌创作,遂使建安诗坛人才之蔚茂,一时彬彬。
曹操诗歌创作的一大成就,是开创了文人“拟乐府”诗歌创作的全盛局面。“乐府自东汉以来,文士始多仿制,然大都不过一二篇,其风未盛也。乐府既不采诗,民歌来源,根本断绝。而魏武以相王之尊,雅爱诗章……文人乐府,斯为极盛。”(萧涤非《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》)究其原因,缘于曹操喜爱并精通乐府音乐,王沉《魏书》说“太祖登高必赋,及造新诗,被之管弦,皆成乐章”。曹操今传诗作皆为乐府诗,而且是“以乐府题叙汉末事”(王士稹《古诗选·五言诗凡例》),他多用乐府旧题,叙汉末实事,也有少数自拟新题之作,如《对酒》等。借古题以写新事的,如《薤露》、《蒿里》,乐府旧辞皆为挽歌,曹操却用其悲凉苦恨之调,创作《薤露行》、《蒿里行》,以写汉末动乱,前者叙董卓焚烧洛京迁民西入关之事,后者写诸侯起兵伐董卓而内讧事,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民生凋敝的苦难现实,被评为“汉末实录,真诗史也”(《古诗归》卷七):
关东有义士,兴兵讨群凶。初期会盟津,乃心在成阳。军合力不齐,踌躇而雁行。势利使人争,嗣还自相戕。淮南弟称号,刻玺于北方。铠甲生虮虱,万姓以死亡。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遗一,念之断人肠。(《蒿里行》)
自曹操首开以乐府古题自作诗的风气之后,建安诗人遂风起仿效。而且启发了后人,如杜甫“即事名篇”的新题乐府、自居易的“新乐府”等,都是沿着曹操直面现实人生的写实方向发展起来的。
其次,曹操的诗有一种悲凉沉雄的独特艺术风格。他的诗特别能表现出他的个性,有政治领袖人物的宏大气魄,本色质朴但抒情浓郁,表现了他高远的志向、坚定的信心、卓越的毅力和雄伟的气势,悲歌慷慨,气韵沉雄。代表作品是《短歌行》: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?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。慨当以慷,忧思难忘。何以解忧,唯有杜康。青青子衿,悠悠我心。但为君故,沉吟至今。呦呦鹿鸣,食野之苹。我有嘉宾,鼓瑟吹笙。明明如月,何时可掇?忧从中来,不可断绝。越陌度阡,枉用相存。契阔谈宴,心念旧恩。月明星稀,乌鹊南飞。绕树三匝,何枝可依?山不厌高,水不厌深。周公吐哺,天下归心。”后人评此诗云:“此叹流光易逝,欲得贤才以早建王业之诗。”(张玉谷《古诗赏析》卷八)又如《步出夏门行》:“东临碣石,以观沧海。水何澹澹,山岛耸峙。树木丛生,百草丰茂。秋风萧瑟,洪波涌起。日月之行,若出其中。星汉灿烂,若出其里。幸甚至哉,歌以咏志。”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纯然描写自然景物的山水诗。
建安之杰曹植
曹植(192-232)字子建,曹操子,曹丕弟。他从小被曹操所喜爱,曾想立为太子,后未果,因此受到曹丕嫉恨。曹丕代汉以后,开始对曹植进行排挤迫害。魏明帝曹叡即位后,仍对曹植加以猜忌和监视。曹植虽身为藩王,却生活得很不得意,终于在忧愤中死去。超凡的才华与不羁的性格,使他一方面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,另一方面却因恃才傲物而饱受压抑,这两个方面在他的作品中都充分表现了出来。
以建安二十五年(220)曹操死为界,曹植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。前期多抒发其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。如《白马篇》:
自马饰金羁,连翩西北驰。借问谁家子,幽并游侠儿。少小去乡邑,扬声沙漠垂。宿昔秉良弓,楛矢何参差。控弦破左的,右发摧月支。仰手接飞猱,俯身散马蹄。狡捷过猴猿,勇剽若豹螭。边城多警急,虏骑数迁移。羽檄从北来,厉马登高堤。长驱蹈匈奴,左顾凌鲜卑。弃身锋刃端,性命安可怀?父母且不顾,何言子与妻。名编壮士籍,不得中顾私。捐躯赴国难,视死忽如归。
曹植后期的作品则多是表现自己壮志难酬,备受压抑的郁愤心情,典型代表作是《赠白马王彪》,诗序申明言“任城王薨。至七月,与白马王还国。后有司以二王归藩,道路宜异宿止,意毒恨之。盖以大别在数日,是用自剖,与王辞焉,愤而成篇”。当时曹植的好友丁仪、丁廪兄弟都已被曹丕杀掉,曹植又被贬爵并受到监视。诸侯到京城“会节气”时,曹彰不明不白地暴死,回藩路上又不许曹植、曹彪兄弟同行。面对一连串的打击,曹植写下了这首诗。全诗充满了悲苦之辞、愤慨之音,笼罩着悲愤抑郁的气氛。“秋风发微凉,寒蝉鸣我侧。原野何萧条,自日忽西匿。归鸟赴乔林,翩翩厉羽翼。孤兽走索群,衔草不遑食”,是用凄惨的环境烘托自己危苦的际遇。“鸱枭鸣衡轭,豺狼当路衢,苍蝇间白黑,谗巧令亲疏”,是用比喻的手法指斥谗佞鄙毒的小人包围蛊惑曹丕陷害诸王,也微言讥刺了曹丕对诸弟的迫害。“奈何念同生,一往形不归。孤魂翔故宇,灵柩寄京师”,是沉痛哀悼弟弟曹彰的被害。“变故在斯须,百年谁能持?离别永无会,执手将何时”,是永别弟弟曹彪的无尽悲伤和为之担忧。“人生处一世,去若朝露唏。年在桑榆间,影响不能追。自顾非金石,咄唶令心悲”,是对自己事业无成、生命将逝的深沉悲哀。“心悲动我神,弃置莫复陈。丈夫志四海,万里犹比邻。恩爱苟不亏,在远分日亲。何必同衾帱,然后展殷勤。忧思成疾疢,无乃儿女仁”,虽有故作达观以安慰兄弟之意,但也能看出曹植哀而不伤、悲凉高迈的精神。曹植后期诗作如《野田黄雀行》、《吁嗟篇》都是这种沉重压抑下的慷慨悲歌。诗人在文帝、明帝两朝多次被贬和迁徙封地,“十一年中而三迁都”,备受排挤,漂泊无定,骨肉手足不通,生活凄怆悲凉。诗人通过转蓬流转无根、惊悚不安的描绘,表达了自己内心凄楚悲怆的感情。
曹植是建安诗坛最杰出的诗人。他的五言诗创作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和成就,他的作品,今存九十多首,是建安诗人中最多的。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充实。举凡军旅政事、宴游送别、咏史游仙、赠答酬酢、抒情述志,无不发之于诗。他的作品之中,既有采桑美女、名都少年,也有征夫思妇、壮士仙人;有立业之志,也有忧生之叹;有秋兰长坂、朱华绿池,也有震雷时雨、高树悲风。曹植用他的诗笔描绘了广阔的社会人生,表达了自己丰富的思想和感情。
曹植的诗歌被誉为“骨气奇高,辞采华茂,情兼雅怨,体被文质”(钟嵘《诗品》)。他的诗既内容充实丰富,多慷慨悲愤之气,在艺术表现上又生动形象,注意辞藻华美、对仗工整和音韵流畅,形成了华丽绮焕且浑厚雄健的独特艺术风格,即所谓华丽壮大,达到了建安诗歌的最高峰。
曹植诗歌“壮大”,是指他诗歌雄健豪放的特点。这一方面由于他生活在战争年代,成长于戎马倥偬之中,加之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曹操对他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熏陶,和他个人远大的政治抱负与杰出才能。使他的胸襟气宇较为宽广。因此即使在后期受到猜忌压抑,发自胸臆的也是一种英雄失路的慷慨悲凉之气,而非小儿女恩怨尔汝的细语呻吟。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,“丈夫志四海,万里犹比邻。恩爱苟不亏,在远分日亲”。另一方面在艺术表现上,由于他多选择广大的意象、大幅度的动作和巨大的数目,如“伊洛广且深”、“修坂造云日”、“长驱蹈匈奴”、“厉马登高堤”、“万里犹比邻”、“美酒斗十千”等,也使他的诗歌有一种豪放壮大之美。
曹植诗歌语言华美主要表现在浓烈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声色上。胡应麟评之为:“子建《名都》、《白马》、《美女》诸篇,辞极赡丽,然句颇尚工,语多致饰,视东西京乐府天然古质,殊自不同。”(《诗薮·内编》卷二)即指曹植在文人有意为诗方面,有一个大跨度的质的飞跃。(来源:新疆自考网)
《美女》辞采缤纷,形象鲜明,较之汉诗的古朴,已是截然不同了。其他的例子,如“高念翼皇家,远怀柔九州。抚剑而雷音,猛气纵横浮”(《缎鳝篇》),表现忧国壮士的一腔豪情:“岸岩若崩缺,湖水何汹汹。蚌蛤被滨涯,光彩如钟虹。高波凌云霄,浮气象螭龙”(《盘石篇》),生动再现了大海的宏阔气象:“石榴植前庭,绿叶摇缥青。丹华灼烈烈,璀采有光荣”(《弃妇诗》),描绘了榴花似火、绿叶摇青的美景:均为声色鲜丽、美轮美奂的精彩之句。
曹植诗歌艺术成就还表现为注重对称回环之美,注意语言锤炼方面。其诗作中不仅出现律句,还出现了律联。“秋兰被长坂,朱华冒绿池”(《公宴》),“凝霜依玉除,清风飘飞阁”(《赠丁仪》),均是对偶工整、声韵对称和谐的精工之句。“惊风飘白日,忽然归西山”(《赠徐干》)写时光易逝,用“惊”、“飘”、“忽然”、“归”数字,令人警醒,可见其锤炼功夫。曹植还善于起调,工于发端,往往在全篇之首用一警策之语,振起全诗。《野田黄雀行》开头两句:“高树多悲风,海水扬其波”,用惊风险浪的情景和画面预示了环境的险恶,对全诗的悲怆情调起到强烈的烘托作用。又如《杂诗六首》其一的“高台多悲风,朝日照北林”,亦同此义。
曹植的诗歌艺术对后世影响很大,博得极高的评价,被谢灵运誉为“天下才共有一石,曹子建独得八斗”。钟嵘也说他的诗“粲溢古今,卓尔不群”,认为他兼曹操、曹丕之长,而各避其短,“魏诗至子建始盛。武帝雄才而失之粗,子桓雅秀而伤于弱,风雅当家,诗人本色,当推此君”(成书《多岁堂古诗存》卷三)。对曹植来说,这些褒奖是当之无愧的。
七子之中,文学成就并不完全一致,每个人在不同文体方面的优长不尽相同,而且各有自己的特点。孔融的成就主要在于散文,诗歌成就最高者为王粲、刘桢,王粲的赋也写得很好。徐干诗文兼善。陈琳、阮璃在章表书记方面的成就比其诗歌创作要高。应砀现存诗作只有数首,难以对其成就作出确切的判断。
王粲(177-217),字仲宣,山阳高平(今山东邹城市)人。少有才名,17岁被召授黄门侍郎,时李、郭作乱,乃不就官,往荆州依刘表。王粲虽才学显著博物多识,刘表却因他容貌不佳、行为通脱而不重用。流寓荆州l5年,建安十三年(208)归附曹操。辟为丞相掾,赐爵关内侯,官至魏国侍中。参与兴造典章制度。建安二十二年(217)卒。
王粲是七子中诗、赋最佳者。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说“仲宣溢才,捷而能密,文多兼善,辞少瑕累,摘其诗、赋,则七子之冠冕乎。”王粲前期诗作的内容,因经历战乱,在荆州期间又郁郁不得志,抱负难以施展,所以多是抒发志士怀才不遇之悲愤,与反映战争离乱引起的凄怆之情,代表作有《七哀诗》三首。其二云:“荆蛮非我乡,何为久滞淫?方舟泝大江,日暮愁我心。山冈有余映,岩阿增重阴。狐狸驰赴穴,飞鸟翔故林。流波激清响,猴猿临岸吟。迅风拂裳袂,白露沾衣襟。独夜不能寐,摄衣起抚琴。丝桐感人情,为我发悲吟。羁旅终无极,忧思壮难任。”久客思归的乡愁与壮志难酬的苦闷交织在一起,深切沉痛,溢于言表。后期则因北方统一,事业有成,更多表达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,代表作为《从军诗》五首。
王粲诗歌的艺术特点在于抒情深切,慷慨悲惊,文辞秀美,局面阔大。其中抒情深切不但指“客子多悲伤,泪下不可收”(《从军诗》其五),“悟彼《下泉》人,喟然伤心肝”(《七哀诗》)一类情语凄惋动人,而且指诗中景物描写都渗透着诗人浓郁的感情色彩。尤可注意者,王粲诗取景开阔宏大,具有豪放之美。“方舟泝大江,日暮愁我心”,直接启发了谢朓写出“大江流日夜,客心悲未央”的名句:“风飚扬尘起,白日忽已冥”,则把风云突变、狂飚骤起、飞沙走石、天昏地暗的景象写得震撼人心。
阮籍
阮籍(210-263),字嗣宗,陈留尉氏(今河南尉氏)人,阮瑀之子。史称其“容貌瑰杰,志气宏放,傲然独得,任性不羁,而喜怒不形于色”。“博览群籍,尤好庄老。嗜酒能啸,善弹琴。当其得意,忽忘形骸,时人多谓之痴。”“本有济世志,属魏晋之际,天下多故,名士少有全者,籍由是不与世事,遂酣饮为常。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,籍醉六十日,不得言而止。钟会数以时事问之,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,皆以酣醉获免。”“籍虽不拘礼教,然发言玄远,口不臧否人物。性至孝。”“能属文,初不留思。作《咏怀》八十余篇,为世所重。”(《晋书·阮籍传》)阮籍的一生是在矛盾和苦闷中挣扎的一生。他本有心用世,以才高自居,并登广武战场,慨叹“时无英雄,使竖子成名”!这种用心在诗歌中也有表现,比如《咏怀》第38首、第39首都写得慷慨昂扬。但是这类诗他写得太少了。魏代汉、晋代魏政治斗争的黑暗卑鄙使他十分鄙薄当道,司马氏的大杀名士又使他十分恐惧,所以阮籍采取了不积极合作又不坚决斗争的依违避就的态度。在生活上,他纵酒佯狂,任性而行;在政治上,他十分谨慎,口不臧否人物;在思想上,他倾心玄学,崇尚老庄,追求理想中的美好境界;在感情上,他痛恨虚伪的名教中人,感叹人生的悲哀和沉重。凡此种种发之于诗,构成了他诗歌独具的特色。
阮籍诗歌的成就主要在于82首五言《咏怀》诗。它们非一时一地之作,既有统一的文学特征,又各具特点。《咏怀》诗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。
首先,《咏怀》诗有一种意蕴深沉之美。因为阮籍是用深刻的哲理思索观照人生,所以他与建安诗人感性地抒发人生苦短不同,他把人生的悲哀挖掘得更全面、更深入,因而也就更沉痛;同时由于玄学思潮的影响,也就写得更深邃。他不是简单地慨叹人生短促,而是同时体会到道之无穷。而且,在圣人有情无情的玄学命题论争中,显然阮籍是持圣人有情之论,与王弼的观点是一致的,从阮籍的恸哭兵家少女,常作青白眼也可看出来。所以他认为明君圣人面对人世短促亦无可奈何。第32首说:“朝阳不再盛,白日忽西幽。去此若俯仰,如何似九秋?人生若尘露,天道邈悠悠。齐景升丘山,涕泗纷交流。孔圣临长川,惜逝忽若浮。愿登太华山,上与松子游。渔父知世患,乘流泛轻舟。”欲以求仙解脱生命苦短的悲哀,然神仙之事信邪非邪渺茫难辨,“人言欲延年,延年欲焉之?黄鹄呼子安,千秋未可期。独坐山岩中,恻怆怀所思”(第55首)。他认为不但自然规律使人生早早凋落,世事无常社会险恶也给人以重重忧患。这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索比前人更为深刻之处。正始时代黑暗恐怖的政治现实和《庄子》的理论对他的熏陶,都在他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,如第6首:“昔闻东陵瓜,近在青门外。连畛距阡陌,子母相钩带。五色耀朝日,嘉宾四面会。膏火自煎熬,多财为患害。布衣可终身,宠禄岂足赖?”膏火自煎,漆木招割,多才累身,都是《庄子》中常见的命题。
而且,不但外在的自然、社会对人施以压迫,人心理中自身的矛盾苦闷焦虑也在戕害着人的灵魂和生命,如第33首、第l7首,在诗歌中,他用一种空旷落漠的意象来表现这种人生的孤独。
钟嵘《诗品》谓其“《咏怀》之作,可以陶性灵,发幽思。言在耳目之内,情寄八荒之表,洋洋乎会于风雅。使人忘其鄙近,自致远大。颇多感慨之词,厥旨渊放,归趣难求”,正是有见于阮籍的诗“旨”深远,意蕴深邃。在艺术表现方式上,阮籍用典颇多,多用比兴、象征烘托意象、渲染气氛,来表达自己的深切情思,所以也显得意蕴深沉。这还不仅只是由于“常恐罹谤遇祸”,“而文多隐蔽”(李善《文选》卷二三《咏怀》诗注),更深层的原因,在于阮籍对正始玄风中言意之辨的深切理解和运用,深谙得意忘象之旨,在于对《庄子》中那些用象征、寓言等形象表达哲理的方式的一种服膺和实践,还在于他用高度的艺术观照和体验去面对人生。试看他的《咏怀》第l首:
夜中不能寐,起坐弹鸣琴。薄帷鉴明月,清风吹我襟。孤鸿号外野,翔鸟鸣北林。徘徊将何见,幽思独伤心。
其次,阮籍的诗还有一种清逸玄远之美,被人称为“玄远”(《晋书》本传),“响逸而调远”(刘勰《文心雕龙。体性》)。这是因为,阮籍的诗歌中常常出现一个清虚空灵的庄子式的理想世界。阮籍生存在依违避就、进退失据的矛盾挣扎之中,残酷的现实使他苦闷,他除了在生活上饮酒狂放之外,在精神上寻求解脱的方式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。由于玄学老庄的影响,他就只有在理想中向往一个自由翱翔的无何有之乡,一个心境澄明与道合一的人生境界。在这个境界里,他可以无所系念,不受约束,可以自由驰神运想,做到与道冥合。这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和心灵依托,这是一种“清思”,这种境界虽然在人间并不可能存在,却是诗人精神自由驰骋,摆脱世俗束缚的一片寥廓天地。这种玄远朗澈的境界,这种富于神话色彩的瑰丽想象,再出之以清丽流畅的语言,使读者获得一种清逸玄远之美的感受。
阮籍的《咏怀》诗,融哲理、情思与意象为一炉,意蕴深沉,清逸玄远,不但成为正始时代诗歌的高峰,而且创造了抒情组诗的新形式,开后代左思《咏史》组诗、陶渊明《饮酒》组诗的先河,被后人给予“忧时悯乱,兴寄无端,而骏放之致,沉挚之词,诚足以睥睨八荒,牢笼万有”(沈德潜《古诗源》卷六)的极高评价,是当之无愧的。
嵇康(223——263),字叔夜,谯国铚(今安徽宿州市)人。史称嵇康“早孤,有奇才,远迈不群,身长七尺八寸,美词气,有风仪,而土木形骸,不自藻饰,人以为龙章凤姿。天质自然,恬静寡欲,含垢匿瑕,宽简有大量。学不师授,博览无不该通。长好庄、老。与魏宗室婚,拜中散大夫。常修养性服食之事,弹琴咏诗,自足于怀”,“善谈理,又能属文,其高情远趣,率然玄远”。(均见《晋书》本传)年四十,为晋文帝所杀。
嵇康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。他的诗歌在正始诗坛虽不如阮籍,但也是一人之下,众人之上,自有特色。
首先,嵇康在他的诗中创造了一个诗化了的人生理想境界。如:
息徒兰圃,秣马华山。流磻平皋,垂纶长川。目送归鸿,手挥五弦。俯仰自得,游心太玄。嘉彼钓叟,得鱼忘筌。郢人逝矣,谁与尽言。(《赠兄秀才入军》其十五)
淡淡流水,沦胥而逝。泛泛柏舟,载浮载滞。微啸清风,鼓楫容裔。放棹投竿,悠游卒岁。(《酒会诗》之二)
弹琴微啸,垂钓鼓楫,在美丽的大自然中,优游容与,怡然自得。嵇康屡屡称颂的这种了无挂碍境界,受玄学及庄子精神影响甚深。嵇康主张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(《释私论》)。老子的自然无为,庄子的游心于道,嵇康都吸收了。更可贵的是,嵇康把庄子游道的方式心斋坐忘,改造成了一种充满闲适生活情趣的人间化的世界。嵇康追求一种自由自在,与自然相亲,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。这种理想人生摆脱世俗的系累和礼法的约束,又有起码的物质生活必需,有素朴的亲情慰藉。嵇康在这种生活里,才能得到精神自由,才有他自己真实的存在。庄子的纯哲理的人生境界,从此变成了具体的真实的人生,从此以其真实可感如诗如画,正式进入了文学领域。嵇康第一个把庄子诗化了。他的诗具有一种清远的境界。
其次,嵇康的部分诗歌中还有一种峻切之语。由于他“轻肆直言,刚肠嫉恶,遇事便发”的性格,与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(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)的思想倾向,所以在一部分诗中对险恶的世道人心发出一种愤激的批判,锋芒犀利。《答二郭诗》其三,是抨击施报相市,权智相倾。这种充满愤激感情的语言,有很激切的批判力量,所以钟嵘《诗品》说他“过为峻切,讦直露才”。
另外,嵇康还能脱开《诗经》,在四言诗中另辟蹊径。《诗经》的古朴写实之风,在嵇康诗中不见了,而出之为清远之意境、隽秀之语言,别具一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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